70年前,我考上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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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87岁,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教授。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我不禁回忆起自己70年前参加高考的经历。1952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全国统一高考,17岁的我从贵州省立遵义高级中学(今遵义第四中学,下文简称“遵高”)毕业,幸运地成为全省唯一进入清华大学的考生。
小鲤鱼喜跃龙门
那年高考,贵州全省只设省会贵阳一个考区,由各地区派人护送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遵高两个毕业班的六七十名学生考前十多天出发,和其他地区的考生一起到贵阳初级中学集中。
在贵阳,我们首先进行了政治学习。各地区考生组成“升学学习团”,每日的活动大体上是听报告、学报纸、小组讨论,以端正升学目的。尽管同学们住教室、礼堂,睡觉打地铺,但是情绪高昂,摩拳擦掌。临考前3天,我们开始复习文化课。考试不分文理科,都是8门:国文、政治、史地、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我只匆匆背了一下史地、政治和生物,其他全靠老底了,好在考试一切顺利。
在万分焦虑地度过多天之后,录取结果终于揭晓了。在贵阳初中一面很大的墙上,张贴着全省被录取的考生名单。同时,《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刊载了全国录取名单。赵元康,清华大学电机系——我的名字赫然居于榜首!紧接着是我的同学陈义举,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清华、北大那年在贵州都只录取一名考生,我们感到无比荣耀!最终,经过两批录取,遵高两个班的同学全部升入大学。
自幼埋下科学种子
在考前学习阶段,大家还填报了志愿。当时填报志愿要根据学习成绩及各种条件,在小组会上评议,由同学们来评议你是否适合报考某校或某专业。
至于我填报志愿的考虑,还要从遵义的情况说起。我念小学和初中时,抗日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很多机关、高校内迁。浙江大学迁到了遵义和湄潭,许多浙大师生在中小学兼职上课。他们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外部世界的窗户,还使我们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此后,我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特别偏爱理工科,目的就是要让贫弱的中国振兴起来。
遵高的老师当时恰巧也在贵阳集中学习。校长詹建伦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数学老师徐兴化早年曾留学日本,他们都对国内的知名大学比较熟悉。我向他们请教后,最终确定清华大学电机系为第一志愿,上海交大机械系为第二志愿。
无录取通知书的入学“报到”
高考发榜后,全省被录取的考生重新组成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去北京的有十来个同学。由于家庭经济原因,我竟未能回遵义家中与父母亲人道别,连录取通知书都没有见到,只带着原来那卷行李,怀揣着十几块钱,直接启程,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当时贵州没有铁路,去北京要先从贵阳向南乘汽车到广西金城江,才能坐火车,途中共走了7天。由于政府的关怀,从高考前离开遵义开始,包括在贵阳的食宿以及到北京的旅费,一切都由国家包下来。
抵京后,我和贵阳花溪中学的一位同学一起前往清华大学。他考取了当时的北京航空学院,但北航尚未盖好新校舍,校址暂设在清华园内。几位高年级学长临时接待了我们,花溪中学的同学出示了北航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没有。
“你的录取通知书呢?”
“没有,可能是寄到遵义家中了,我是从贵阳直接来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考取了清华呢?”
“我看《人民日报》和张榜公布的名单了。”
“如果是同名同姓的呢?”
“同名同姓?可能有,但同名同姓又同时考上清华,不大可能吧?”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1957年7月,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企七班毕业照(作者为后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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