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五·四”被炸八十年祭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
滇西抗战反攻时期中国远征军在保山
20万民工抢修滇缅公路
八十年，这几乎是人的一生，因为这个数字比我们国人的平均寿命还大。
八十年，很多事情都已泯灭于历史烟云，但是这个惊天惨案却让我们深刻铭记。
血肉横飞，血债累累！我已经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个八十年前发生在保山大地上的惊天惨案、被后人称之为“保山五·四被炸”。
随着战争的发展，1938年8月通车的滇缅公路成了中国抗战的生命线，中日之间围绕这条路展开了一系列战斗。日方要切断这条生命线，中方要保护这条生命线，云南从抗战大后方变成了最前沿。1942年5月，日军沿滇缅公路向中国滇西边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为了配合地面部队的攻势，于5月4日、5月5日向惠通桥进攻的同时，派出飞机连续两天空袭保山城。此次大轰炸，给保山城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直接炸死民众8800多人；大轰炸带来了瘟疫大流行，又造成60000多人罹难，造成了保山历史上最为悲惨黑暗的一页。
八十年后，我依然无法想象68800多人整队站在一起的样子，但是我想到了一个词：人山人海。但就是这么多“人山人海”的生命死于这场大轰炸。这么多年来，受限于航空战争的机密性和特殊性，保山史学界对这场大轰炸的研究仅仅处于被炸亲历者口述史整理阶段，甚至不知道是何处飞来的日机轰炸了保山城，被炸真相尚掩埋于众多史料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给那些成千上万的无辜死难者一个迟来的告慰，我默默地翻阅了一个又一个故纸堆，企图从所知见的中方、盟军方和日方的权威史料中找出一段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略轰炸
在战争中，从来不要低估敌人的恶。战略轰炸是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发明的一项草菅人命的战术，又叫作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只要起到战略作用，通通轰炸。在他们心中，被侵略国度的人民尚不如蝼蚁。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这已经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已经泯灭了人性。
自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成为中国抗战运输生命线以后，滇缅公路就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便以越南为基地，轰炸滇缅公路全线。为此，日军还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从1940年10月起开始轰炸滇缅公路。1941年1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会议明确提出“继续以航空进攻作战施加重压，不可放松，在此期间，力图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线，破坏滇缅公路”。
当时的保山作为滇缅公路上的一大重要交通枢纽，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迤西一大都会”，街道整齐，商业繁华，战略要义突出。自然，保山也就成为了日军的战略轰炸目标。在滇西抗战中，日军对保山的战略轰炸是持续性的，并不断扩大外沿，有后世学者将日本侵略者对保山的空袭大轰炸总结为“始于炸桥、继而炸城、无差别炸乡”。
根据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纂的《滇西抗日战争史》记载，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27日，日军共出动飞机401架次，飞抵功果桥、惠通桥上空侦查、袭击、轰炸达20余次，投弹1000多枚，使滇西两大交通命脉多次中断。因此，保路保桥成了一项重要任务，政府都配备了抢修队。
在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之前，日军飞机已经多次飞临保山城进行侦查和小规模轰炸。根据著名史学家方国瑜著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一书中的章节《保山城区被轰炸惨状》记载，1940年1月29日、2月9日、2月27日、4月21日、7月3日，日军有时一架有时两架飞机飞临保山城区上空进行侦查和投弹；1941年1月3日，日军9架飞机对保山城区进行战略轰炸；1941年4月21日，日军又有3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保山城区。
因此，1942年5月4日、5月5日，日军飞机连续轰炸保山城区，绝不是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因轰炸昆明而误炸了保山”，而是一种蓄谋已久的战略轰炸、精准轰炸。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1939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制定了“火”计划，对云南各地进行战略轰炸，目的是要击垮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为了追寻历史真相，我曾经收集到了一本日方史料《大东亚战争 陆鹫战记》，这是一本日本昭和十七年十月雄辩会讲谈社出版的日军第5飞行师团的部分飞行员作战回忆录。在该书前面附着《缅甸方面航空作战经过要图》，该图明确标注着“保山”和“板桥街”，并用“凡例”图标标明保山是“飞行场、市街部落”，标明板桥街是“市街部落”，现在这本书是日军对保山进行战略轰炸的罪证之一。
我相信，保山终将会有有识之士站出来揭露这个惨案，告慰逝者。
这是一群泯灭人性的施罪凶手
多年以来，虽然受限于航空战争的机密性和特殊性，想要找出保山“五·四”被炸的施罪凶手确实很难，但是我作为一名保山史学界的年轻爱好者，并不想“知难而退”，因为坊间甚至已经以讹传讹的说是日军731部队来轰炸了保山城，这可能是受到了影视剧先入为主的影响。幸运的是近年我有机会参与了一项滇西抗战原始史料编纂工作，有了接触更多史料的平台。
在2019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学者王琨楼主编的《大轰炸——滇西的血色记忆》一书，书中收录了“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回忆录节选“雷允撤退及日机轰炸保山城”一文。在陈纳德的回忆中，1942年5月4日，在没有空袭警报的情况下，54架日军飞机轰炸了保山城；5月5日上午9点45分，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驻昆明的情报站截获了日本密码通讯，说有一队日军轰炸机已经从明格拉顿（在今缅甸仰光国际机场西北）起飞，另外一队正准备从清迈起飞。陈纳德预测日军的轰炸目标是保山，果不其然，当日中午12点45分，日军飞机开始轰炸保山城。随即，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日军轰炸机战队发生了空战。
关于驻防缅甸的日军空军情况，在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中心编著的《中缅印战区》系列第二部《史迪威的指挥问题》中，驻防缅甸的是日本南方军第5飞行师团。该飞行师团的前身是1940年12月在中国东北组建第5飞行集团，该飞行集团于1941年11月率第4、10飞行团编入南方军支援菲律宾作战，1942年4月驻泰国时改称第5飞行师团，担任缅甸作战任务，参与滇西侵略作战和轰炸云南各地等卑劣罪行，终战时隶属第3航空军驻金边，历任集团长（师团长）是小畑英良、田副登、服部武士。
在1987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的《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 缅甸作战（下）》一书中，专门有章节《第5飞行集（师）团的作战》介绍第5飞行集团（师团）下设几个飞行团和飞行战队的驻地：
集（师）团战斗司令部 东吁
第4飞行团司令部 东吁（暂在敏铁拉）
飞行第50战队（战斗） 同上
飞行第8战队（侦查、轻轰炸） 同上
第7飞行团司令部 曼谷（东吁）
飞行第64战队（战斗） 南邦（东吁）
飞行第12战队（重轰炸） 莱古
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 明格拉顿
第10飞行团司令部 明格拉顿
飞行第77战队（战斗） 莫比
飞行第31战队（轻轰炸） 木顿
第12飞行团司令部 莱古（东吁）
飞行第1战队（战斗） 同上
飞行第11战队（战斗） 同上
飞行第27战队（歼击机） 东吁
接着，该文记载到：“进入4月，飞行师团长为配合第15军发动会战，令飞行第27战队归第4飞行团长指挥，该飞行团主要协助军主力方面，第10飞行团则协助第33师团方面的地面作战。另由第7、第12飞行团，伺机追踪保山、掸邦高原和阿恰布方面之敌机进行了攻击。”
根据盟军方陈纳德将军的回忆所提及的“明格拉顿”和位于敏铁拉附近的“清迈”，综合《缅甸作战（下）》的叙述，我认为参与实施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罪行的日军，首先是日军第5飞行师团第4飞行团、第7飞行团、第12飞行团，其中可以确定的是第7飞行团的第98战队直接参与了轰炸，因为当时第7飞行团只有这个战队驻明格拉顿。飞行战队是当时日本陆军航空部队里编制稳定的基本战术单位，按机种、任务编组，设战队本部和几个飞行中队。战斗机中队编制12机，轰炸机中队、侦察机中队编制9机，飞行战队有飞机24至36架。但是按照正常情况，一般不会尽数出战。
其次，我还看到这样的叙述：“另外，根据亲自参加轰炸的日本第五飞行师团（第4飞行团）少将团长河原利明在拍给南方军总司令的电报中称：‘……我确信轰炸（保山）已达到动摇和摧毁怒江守军意志之目的，该城至少在半年之内不能被用作敌人的屯兵之地。（转引自邓贤著的《大国之魂》）’”可以明确，除了第7飞行团的第98战队轰炸保山之外，还有第4飞行团的第50战队、第8战队参与了对保山的轰炸，但是不排除河原利明调用了第27战队的歼击机护航。
《缅甸作战（下）》在叙述各个飞行战队时都标明了“战斗”“侦查”“轻轰炸”“重轰炸”和“歼击机”，在此根据《史迪威的指挥困境》中《日军第5飞行师团在缅之作战》的原文注释说明如下：“日军战斗机大多为以下两种：1941年型号之单引擎一式战斗机，配备两挺12.7毫米机枪，在16400英尺之巡航高度最高时速可达334英里；及1942年型号之双引擎二式复座战斗机，配备三挺12.7毫米机枪及一门20毫米机砲，在13000英尺之巡航高度最高时速可达340英里。轻型轰炸机为1939年之九九式双发机型，翼展57英尺，可挂弹1100磅；重型轰炸机为1937年之九七式机型，翼展70英尺，可挂弹2200磅。”
根据记载，5月4日来轰炸的日军飞机是54架，5月5日是40架，除了负责向地面扫射的战斗机和护航的歼击机之外，绝大多数是轻型轰炸机和重型轰炸机。我推测，罪恶的日军在两天之内向保山城投下的炸弹至少几万磅。
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伤亡数据
多年来，对于保山“五·四”被炸的现场惨状，保山史学界已经做了很好的被炸亲历者口述史整理，当地政协文史资料选辑曾陆续刊载过很多篇，集大成者是前面提到的王琨楼老师编的《大轰炸——滇西的血色记忆》一书。对那些鲜血淋漓的现场，我不想再作情景再现式的描述，我只想用伤亡数据彻底展现一下战争的残酷，还有保山人民曾经的悲惨。
1942年5月4日，日军飞机飞临保山城区上空时，市民百姓因为未听到空袭警报，还以为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的飞机，直到飞机开始投炸弹时才知道是日军的飞机。当然，政府也不知道。被炸当天保山县长刘言昌发给省政府的电文（云南省档案馆44-3-423-15）称：“……不料支日12时10分有敌机27架由缅甸方面而来，当即电询情报台，初谓不明情况，继言系敌机，但斯时敌机已到市空，职放下听筒，乃向外跑避，幸未受危险，仅负微伤，惟县署附近已中10余弹，职员伤亡，房屋倒塌……”
为何没有响空袭警报？有坊间传闻认为“拉警报的打麻将去了”。我认为还是陈纳德的回忆录较为可信，他写道：“随着日军的推进，云南的报警网也很快瓦解了。我们在缅甸北部的机动部队，也随着这个浪潮被卷回了中国。云南报警站的专职人员，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工资了。日军巡逻兵也占据了一些情报站，敌人的密探还收买了另一些报警人员，让他们保持沉默。”保山城就是在这种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遭到了空袭大轰炸。
在日军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当时的地方政府也不尽然是完全腐败无能不作为的政府，根据方国瑜主编的《民国保山县志稿》中的章节《“五·四”“五·五”及以后被炸惨状》记载，在5月4日晚上，县政府还在召开会议商讨善后之策，县长刘言昌一是向上电文报告了被炸情况，二是安排附近城区的乡镇征派民工入城掩埋死尸，三是命令各乡镇开碾积谷招待溃兵难侨。
在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之后，还有“五·二二”“五·二三”“五·二四”迭次被炸，保山县政府每遭被炸都会把被炸情况上报省政府。
刘言昌呈报的“保山县城1942年5月4日、5月5日被日机轰炸伤亡人员数”记载：其中本籍死亡人口930名，本籍轻重伤248名，华侨难民死亡700余名，侨中学生21名，省立保山师范学校男女学生53名，县立中学男女学生52名，各县协修铁路民工300余名，警察及政法警、保卫队、保安队55人，外省外县商人300余人，飞机制造厂家属100余名。并注明：“以上数据根据熄烽司令部及各乡镇民工所掩埋者，男女共2200余人”。
对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情况的统计，刘言昌县长只是起了一个头，后面的几任县长一直在抓这件事情。亲历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的县长刘言昌于同年9月调省，由杜希贤接任县长；杜希贤县长于1943年6月调省，由李国清专员兼任县长；李国清专员于1944年8月去县职，由孟立人接任县长，而孟立人于1946年11月卸任，在卸任前由他主笔编写了《保山战时县政》一书，书中再次明确了伤亡数据。
在《保山战时县政》一书中记载到：“……计此次被炸至为惨痛，死亡人数：有主掩埋经查明者有2800余人；无名尸首而为地方派人掩埋者6000余人。全家人口、屋舍完全炸死焚毁者，有之；其为墙壁压倒未掘者，亦有之。房屋全毁者1967间、半毁者349间、震坏者715间，繁华城市顿成一片焦土。”这一组数据是后世记录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情况而被反复转引的数据。
这一组骇人听闻的伤亡数据足以说明，国难当头，个人生命贱如蝼蚁。
这是一个警醒时代的历史教训
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给保山人民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痕。在大轰炸中，8800人丧生；同时在大轰炸中，日军还投下了大量的细菌弹，造成保山县60000多人死于瘟疫流行。另外，大轰炸对保山经济、文化的摧毁是不可估量损失的，因为大轰炸摧毁了保山城所有的工商业、金融业，保山从此丧失了滇西商业中心的地位；因为大轰炸摧毁了保山城所有的学校，大批师生死亡，部分办学机构转走他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影响了保山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在当时的大轰炸中，保山城有六个重灾区，在2010年中共保山市委史志委编的《云南省保山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中，收录了一幅《保山“五·四”被炸重灾区示意图》，这幅示意图标明了六个重灾区分别是保岫公园、关庙街、侨中和女中、吴家牌坊、上下水河、顺城街，这几个地点都是当时市民赶街和学生开展活动的人群密集点。现在保山百大超市前面的路面下就是用来掩埋尸体的炸弹坑，炸弹坑变成了“万人坑”，现在还掩埋着大量尸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在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中变得满目疮痍的保山古城已经焕然一新，众多的被炸遗址遗迹已经被新的城市发展所掩盖，众多的被炸亲历者也已经逐渐作古。但是不可否认，保山历史上的这次大轰炸，给保山人民留下了最为惨痛的伤害，我们展望和平与发展，不能不以史为鉴。重提保山“五·四”被炸这段尘封的历史，我们必须自强不息，为建设强大祖国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