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百岁老红军陆友：不到延安心不死，到了延安不死心
老红军陆友——
延安，永远的灯塔
■刘汝山 闫 石 李驰旭
“当兵的，就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是躺在医院里。我没什么资格接受采访，那些牺牲的战友才有资格，我做的事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病房里，面对笔者的来访，年逾百岁的老红军陆友的回答令人震撼。
“不到延安心不死，到了延安不死心！”穿越战场的弥漫硝烟，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陆友从上海义无反顾奔赴延安，又从延安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战火中淬炼，为人民放歌，倾尽一生去奋斗。
1949年，陆友（前排坐者左一）与战友合影留念。作者供图
“革命，革命，我要革命”
“父亲去世，母亲和我去打工，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尊严……”陆友的一声长叹，打开了一段苦涩的记忆。
七八岁时，陆友和家人跟随做海员的父亲从江苏南京来到上海。1932年，父亲因病去世，家里的支柱轰然倒塌。无奈之下，母亲每天为十几户人家洗刷马桶，仍无法让家中3个孩子填饱肚子。1933年，15岁的陆友不得不去一家公司当童工贴补家用，一个月的工资仅一块钱。
彼时的上海滩，华丽的外表下是底层生活的苦难。陆友每天穿梭于车水马龙的街头，发现自己连店铺招牌上的字都认不全。“没有知识怎么行？”1935年，陆友在好友家中参加一个读书小组，好友请来一位30多岁的舒先生为他们辅导功课。当时，年仅17岁的陆友并没有意识到，这位舒先生会影响他的一生。
在舒先生指导下，陆友和同学们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和讨论时政问题，开阔了视野，开始了觉醒。“舒先生告诉我们，在延安有共产党有红军，是穷人的天下。”生活在上海最底层的陆友认识到，仅凭读书自强是不够的。“革命，革命，我要革命！”来自心底的呐喊，让陆友热血沸腾。
“我亲眼看到家门口挂了4个笼子，里面是4名共产党员的头颅呀……”回忆当年国民党的残酷镇压，陆友禁不住握紧双拳。镇压并没有吓倒陆友，反而激发他把对旧社会的一腔怒火转化为前行的动力。1936年，在舒先生介绍下，陆友参加了救国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多次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消息。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追寻光明的路上布满荆棘，但革命的火炬已在陆友胸中点燃。
陆友创演的节目受到群众欢迎。作者供图
“我不是为了吃喝，在延安，只喝稀饭我也愿意”
1938年，距延安城东北5公里的桥儿沟，开办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江苏、上海等地的大批青年学生和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延安，来到这里。
“开饭喽！”一批新来的学生一下子围了上来，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大盆小米稀饭。人群里，有人一看是稀饭，顿时泄了气：“就吃这个啊……”
陆友站了出来：“同志！这个不要钱，你不吃我们吃！”说完，陆友盛出一碗稀饭，大口喝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大家陆续去盛稀饭吃，包括那名起初表示不满的学生。
这是陆友第一次喝到延安的小米稀饭。80多年后，回忆那段往事，陆友依然感慨不已：“我不是为了吃喝，在延安，只喝稀饭我也愿意。”
时间回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年仅19岁的陆友积极参加上海文化界号召成立的战地服务团，与其他50多名上海爱国青年辗转各个战地，不辞辛苦地慰问演出、宣传鼓动。然而，他们处处受到反动派的排挤。
此时，红色的旗帜在延安上空高高飘扬，如同灯塔召唤着一批又一批爱国人士和有志青年。陆友早就心向往之，但通往革命圣地的路却是一波三折。
1938年春，陆友离开战地服务团，到达陕西西安后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因延安各校暂不招生，他被安排到距延安近300公里的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让陆友欣慰的是，安吴堡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各抒己见，互助互爱，课余时间经常组织文化活动。陆友很快成为教唱救亡歌曲的积极分子，在训练班职工大会任干事。
没过多久，陆友接到去河南渑池一个重建的国民党部队驻地开展宣传工作的任务。“在上海就向往延安，却在国民党战地工作。到了西安离延安近了，却来到安吴堡。后来又不能去延安，我怎么肯甘心？”尽管如此，陆友还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带领10多名青年训练班学员奔赴渑池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结束任务后，关于下一步的去向，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中，陆友斩钉截铁地提出：“先回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听候组织安排。”他和六七名同志回到西安，汇报了在渑池县的工作，终于被安排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宝塔山下，延河之畔，延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着中国的希望。到达延安后，一路的波折和艰难已经消融在陆友“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坚定信念中——他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刻苦学习、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带队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表演话剧《李国瑞》，中央首长观看后亲切接见、勉励；他和战友们从鲁迅艺术学院走出去，像种子一样撒遍全国，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
陆友祭扫恩师卢志英墓。作者供图
“牺牲的战友才是值得宣扬的人，我没资格”
1949年秋，陆友随部队向新疆进军。10月1日，在河西走廊酒泉地区，他和战友们聚精会神地聆听开国大典的广播。当广播里传来《义勇军进行曲》时，陆友和战友们像孩子一样尽情地欢呼、雀跃……
此后，每逢听到奏国歌、看到升国旗，陆友都会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在病房里，面对笔者的采访，陆友反复念叨：“你们来了，让我想起过去，那时真不容易啊。牺牲的战友才是值得宣扬的人，我没资格，没资格……”
这位年逾百岁的老战士，历尽世间艰辛，但是回想起参加革命的启蒙者舒先生，依旧悲痛不已。不断涌出的泪水，让采访几次中断。
舒先生是一名地下党员，真名卢志英，当时任南京市地下党党委书记。1947年，卢志英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1948年底被凶残的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1955年，陆友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乡，便前往雨花台吊唁卢志英。在恩师墓前，陆友思绪万千：“请安息吧，您一生所追求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自有后继者。我们一定会像您那样，不惜一切地去拼搏奋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是陆友晚年所著回忆录《难忘的一瞥》扉页上的大字。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亲眼见证一位位革命战友以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无怨无悔的品格，诠释了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他们死得伟大，死得光荣，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陆友喃喃地说。
上世纪50年代末，陆友调任空政文工团政委。面对上级要求开展的整编工作，陆友拿出当年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的劲头，带领文工团苦心孤诣、艰苦创作，推出《江姐》等文艺作品，在新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心怀火炬，奔赴延安；岁月流金，信仰永恒。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矢志前行的路上，延安如灯塔，永远是陆友的精神家园。
